（一）艰苦磨炼：“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 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二）苦干实干：“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 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 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三）善作善成：“ 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
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员反对办沼气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店，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店，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店，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3把老镢（陕北方言，撅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3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3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1毛、2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7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果用毛驴推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队长当得可好了。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作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10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3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20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武刚文《“近平让我当队长”》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即梁玉明，他的小名叫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支书“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了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大概是1974年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黑荫贵《“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四）读书学 习：“炕头上的书总是堆得满满的 ”
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不怎么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7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7年都坚持读书呢？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我喜欢到知青窑洞去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近平带来的很多书。炕沿上、铺盖上、枕头边上，全都是书。现在回忆起来，近平他们住的那个窑洞特别温暖，也特别神奇，就像是知识的宝库。
有时候上山干活，近平也在兜里装一本书，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在拉话，他就拿出一本书来看。晌午回窑洞歇一会儿，近平也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我觉得，一方面是近平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读书也带给近平无限的力量。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
我家里很穷，从小到大，身上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更没有钱买书。所以，我很羡慕近平有那么多书，我在他们窑洞里的时候，很想看看那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一开始不敢多翻，只是小心翼翼地翻两页。后来熟悉了，我就拿起来翻翻看看。近平见我对书有兴趣，就跟我说：“铁锁，你喜欢看什么书就拿去看。”我连忙点头，心里非常高兴。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对这本书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想，一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学会了十万个“为什么”该有多了不起。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从小生活在山沟里，对外边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门最远就是到文安驿，连县城都没去过。《十万个为什么》是有插图的科普读物，我在书上看到飞机、看到汽车、看到轮船，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从近平那里借过物理、化学课本。此外，他那里还有很多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我看过《三国志》，因为是文言文，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问他，无论问什么，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给我。我还看过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都是近平从北京带来的，他都借给我看。
很快，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有的当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他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都捧着一本书看，看到很晚才睡。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学习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开。他在陕北农村劳动期间，数年如一日保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惯。据我了解，近平读书学习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勤奋好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乡所讲的——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白天去山上劳动，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书。后来，大部分知青离开了，窑洞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在炕上有各自的床位，中间隔着一个炕桌，炕桌上有盏煤油灯。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经很累了，晚上吃过饭，我如果觉得累，就睡觉了。而近平吃过晚饭总是拿起书本，开始学习。他怕影响我睡觉，就把灯移到一旁，用身体挡住光线。他看书常常到非常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近平还在看书，就问：“近平，你怎么还不睡呀？”他总是说：“再看一会儿。”有一次白天聊起天来，他和我调侃说：“昨晚看书至深夜，四周寂静，颇有些‘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还有一次，他颇有感慨地说：“农村知青生活可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高度结合呀！”事实的确如此，白天劳动强度大，人已经很疲劳，每天吃得也不好。回窑后再长时间阅读，大脑高速运转，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很大的消耗。
第二，他读书注重分析对比。一方面，近平会就一个观点、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阅读比较，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也会跟别人进行讨论。他看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较几种说法的同异，也推敲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正所谓“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学习苏联历史学家谢缅诺夫《中世纪史》的时候，就参考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一本《基督教青年读本》一起看。由于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对基督教没有多少了解。近平在学习这方面知识时，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作为基层群众信仰的宗教被罗马当权者镇压的历史。这就是他在看书时不断扩展参考资料所起到的作用。
近平这个读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他经常是以看一本书为主，同时又寻找相关的书籍作为佐证，不断地扩展阅读书中的知识。比如他看中国历史，就是先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主要读本来学习，但在学习中发现史学家的不同观点时，就以钱穆、吕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印证、互相对比，深入理解。这样学到的历史观点，是一个立体、全面的观点。既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点，也养成了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
近平在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后，非常喜欢自己思考。他经常问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如果我看过，他会就某一个观点与我进行讨论。他对讨论切磋推敲印证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非常有兴趣。虽然我们那个年纪所讨论的问题未必有多么深奥、多么专业，但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近平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
近平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阅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近平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也曾谈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矛盾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离紧密联系的，互相作为存在的依据。辩证法的精髓固然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对立统一除了对立还应考虑统一，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关联与事物的发展，还包括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规律。简单孤立地谈问题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认为辩证法的内容仅仅就是一个“斗”字，就把整个问题简单化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初到梁家河时，还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初中课程里并没有讲过世界史。近平在阅读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涉及不少名词和事件，都与欧洲历史相关，看到以后觉得很生疏。近平就找到苏联出版的《中世纪史》来看。这部书他好像是从当地一位教员家里借到的。在这本著作中，从东、西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到法国、德国、英国的近代雏形，都有相对完整的讲述，这本著作也讲到了东方各国历史的演进和变化过程。通过对这部书的学习，近平对欧洲诸国的发展史有了初步认识。
近平还有一本常用的工具书《新编新知识辞典》，1952年出版的，这是一本非常厚的工具书。辞典里面收录了大量重要词条，并有简要清晰的介绍。像“神圣罗马帝国”“苏沃洛夫”“二月革命”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近平在阅读其他著作时，经常拿这本书作参考。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他读过《离骚》，读过《古诗源》，读过《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他很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的风格。对于词作，他更喜欢读辛弃疾。有时他读古典诗词读得兴奋了，就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的时候也会朗诵。他的记忆力很强，读过后喜欢的诗词大多都要背下来。若前一天晚上读到了他喜欢的诗词，第二天他就会背给我听。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诗词的韵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记忆力。我作为听众听他背诵，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总体上看，他比较偏爱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诗词。当然，像李白那种飘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欢，李白那首《将进酒》我就听他背诵了多遍。
近平读过的外国名著也非常多。近几年他在访问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时，都曾提到过他所读过的这些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他所列举的，都是他认真读过的作品。我印象中，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都很喜欢读。他来农村时带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个大部头著作四卷本，我们几个分开看。你看第一本，我看第二本，有时候进度不一样，接不上了，我们就互相询问，故事情节是如何发展的。当然也有一边干活一边谈论小说情节的时候。《九三年》也是近平很喜欢的一本书，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狂飙时期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一九一八》《悲惨世界》等，都是近平非常喜欢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名著。通过阅读这些外国名著，近平的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心灵得到滋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读过不少有关军事和国际政治的著作。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其中近平带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我带的书主要偏重历史和军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书籍。这套书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拓展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视野而委托总参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书包括《罗斯福见闻秘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等。带到延川农村的书中，还包括当时能得到的国外军事名家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战争论》等，还有中国的军事论著，包括《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三十六计》等。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近平特别注意学习，有比较广泛的涉猎和深入领会。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选》，这是军事科学院编辑的毛泽东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表的军事论著。近平对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潜心研读，特别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等关键文章反复阅读，以求贯通。在学习中，不仅要搞清毛泽东讲了什么问题，是如何阐述问题的，还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特别留意当时论述问题的时间、地点和针对性。1972年之后，随着国内“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有关辽沈战役的文章。他结合这些文章，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辽沈以及淮海、平津战役的指导原则等重要材料，对于“三大战役”中的关键步骤和过程，如“关门打狗”“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战役举措处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详。
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积极争取主动。不是被动地受对方制约，而要发挥己方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不对称战争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总结出三句话：对什么对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领会这样的博弈思维、战略思维，对近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启发应该是很大的。
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给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慧眼”和“军事天才”的描述。《战争论》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战争理论著作。解放军一些著名高级将领如刘伯承、叶剑英等，都对《战争论》中的精辟论述了如指掌。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要求全军认真研读，并要求对《战争论》虚心求教，不得有丝毫懈怠。《战争论》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称为眼力或慧眼，后者就是果断”。一个具有“慧眼”素质的军事指挥家，有能力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下高瞻远瞩看待问题、分析局势，带领国家与军队取胜。当然，那个时候的近平，还只是一名身在农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时涉猎这些著作，对他的启蒙、对他以后的成长，无疑打下了坚实基础。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阅读《罗斯福见闻秘录》一书时，近平饶有兴致地注意到当时的后起大国美国如何在相当长时间内锋芒内敛，积蓄力量，最终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平稳过渡，从守成大国英国手中顺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书中详细记录了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总统深谋远虑，有序有为，外交手腕运用得有声有色。在一连串的重要国际会议中，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同盟国英国、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物质和军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双边与多边会议场合，宣扬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不为盟友英国恢复旧制，只为美国开创新篇。外交手腕上，借承认苏联斯大林在东欧与亚洲的势力范围拉拢“斯老伯伯”，使“得道多助”的美国始终处于对英国外交的主动地位。充分运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占据道德高地纵横捭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句“同盟者就是竞争者”，阐明了国际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真谛。近平还读了《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这部书展示的是1943年后太平洋战争美日双方的苦斗过程。在阅读中，他仔细推敲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两国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所做的战略决策预案，比较与估量了双方战略决策的得失。应该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无论是在决策、战争资源的拥有和战争资源运用能力诸方面，日方劣势明显。特别是对当时大规模海空战争形式和战法的认识，日方明显落伍很多。太平洋战争中的海空交战，不能简单看作是一个运用航空母舰和兵舰进行海战的问题。美军通过科学的运筹、比较和分析，在战争资源运用能力等方面技高一筹，正确运用了“蛙跳战术”和攻击日方大规模运输船队等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最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战果。
还值得提到的是，近平还读了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基辛格早年的论文，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等。通过研习这些论文，近平深刻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国军队也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国际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美国都会有具有世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虑和提出如何应对新形势、提出新对策，及时转变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力和敏锐思维，依然采用旧的想法做法，凭借“想当然”思维来考虑问题，就会在变化中的国际斗争中处于下风。
现在想起来也有趣，20世纪70年代近平在贫瘠的陕北窑洞中读基辛格的著作时，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知青。时过境迁，2016年12月基辛格访华，此时的近平已是6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而基辛格则是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近平和基辛格这位资深睿智的国际政治家进行交流，探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其实，年轻时期的阅读、年轻时期的苦学所能学到的知识和信息，很多已经变化了，或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青年时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精神和良好的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养成的思维能力，则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对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作用、发挥着影响。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塌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去峨眉山、都江堰，包括二郎庙的时候，我发现习近平有一个特点：凡是那里门上的对联，不管是峨眉山寺庙里的，还是青城山的，他几乎都很认真地抄写下来，然后细细品味。我们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还见到了大学生毕业来当尼姑的，近平还和她们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来当尼姑？原来有的是厌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还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考一个宗教学院，也是一个出路。在寺庙借住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们聊：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寺庙怎么解决生活问题？你们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近平老早就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从他见了好对联就抄下来、遇到新鲜事就刨根问底，再联系他插队期间如饥似渴地坚持读书学习，都说明近平是一个崇学尚读的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黑荫贵《“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五）坚定信念：“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求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7月，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1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那时候，在农村，“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经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出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易请示。
申易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易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易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无论男女老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人话不多，平时不说是不说，但是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当时的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有文化，说话办事很稳妥，考虑问题也很周全，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难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农村的这些生产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可以说，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个时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他渐渐意识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我虽然1973年就去上学了，但是只要一回来，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近平确实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可以说，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形成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
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当支书以后，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他当时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到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他后来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近平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把工作做得这么扎实。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梁家河这么多年，追求进步，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要当村支书，还要解决入党的问题。
从各方面的考察来看，近平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唯一的问题是近平父亲的问题。我和近平比较熟悉了，他对我说他父亲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定为重大问题，我就知道了他父亲问题的前前后后的过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习仲勋在陕北闹这么多年的革命，还当了中央的大官，就因为这么一本小说被打倒了，家里人都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再影响近平的发展了。再说，入党关键还是要看本人的表现，只要本人符合党员标准，就可以发展嘛！
……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习近平十几岁就来插队，他的父母很年轻就出来干革命，社会关系都不存在问题，核心就是怎样看待习仲勋的问题。习仲勋是国家的副总理，因为《刘志丹》这本小说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响。
后来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形成的基本意见就是：近平来到我们村这么多年，他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他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让近平再受到影响，可以发展他入党，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刘明升《“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
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意。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还到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杨世忠《“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1972年5月，我由延川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兼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岗位，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书记。在任期间，亲历和经历了习近平入党、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推荐上大学的过程。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包括我在内，经历了公社三届领导。对前两届关于习近平的入党申请和审批情况，我不清楚。
1972年秋冬，公社搞政工的同志向我谈了习近平插队以来入党申请问题。过去因各种原因他的入党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从这时起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按照习近平在之前写的入党申请书中所提供的情况发调函。因当时还处于“文革”动乱期间，公社对外省函调有限，搞政工的同志就和县委组织部门经办人员商定，以县委组织部名义发调函，先把主要亲属的情况搞清楚。
到1973年，主要亲属已函调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到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上报的习近平新的入党申请书，公社党委在讨论他入党的问题时，与会同志列举事实，说明习近平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艰难困苦的陕北农村安心插队锻炼，在这四五年时间里和村里农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产劳动中有苦干实干精神；还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已具备入党条件，但在入党材料中缺少其父亲的旁证材料。因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但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习近平父亲的问题而拖住他本人入党。会后，公社党委直接向习仲勋当时所在单位发函外调，只询问他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快，习仲勋所在单位党组织回函称，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入党、升学。
这一旁证材料解决了问题，为习近平入党、任大队书记和推荐上大学提供了重要依据。公社收到旁证材料时，梁家河路线教育已进入中期，我和公社副书记交换意见，认为习近平表现好，直系亲属的情况已清楚，入党问题待路线教育后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和发展新党员时一起研究解决。
1973年，正处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农业学大寨，关键在领导。当时，在各大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大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有的大队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思想保守，迈不开大步。针对存在的问题，公社党委认为要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首先要逐步解决各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把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提拔到大队领导岗位，带领群众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路线教育，第一批路线教育就确定为梁家河等两个大队。由公社领导负责组成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大队。时间大体定为5个月，从1973年8月开始到12月基本结束。在路线教育过程中，公社领导就开始考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在梁家河大队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习近平。因为公社干部和群众对习近平的评价很好，而且他经过农村社教工作的实践锻炼，当大队主要领导是个合适人选。当时的大队书记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让贤，推荐习近平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我们公社党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路线教育后期，梁家河大队路线教育工作组和党支部将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呈报公社。公社党委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批准习近平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因为当时的新党章规定，对申请入党的人，有的人可以没有预备期，直接接纳为正式党员。公社党委的批复函到了大队后，大队党支部召开新老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习近平为支部书记，上报公社。与此同时，下文安驿大队将支部主要领导的调整意见上报公社。于是，公社召开党委会，研究同意两个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批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和平任下文安驿大队党支部书记。
……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后，新的领导班子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74年春天就出现了生产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习近平能够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面对贫困山区农民缺柴少炭现象，思考着群众生活迫切需要的做饭照明问题。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省绵阳一些农村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的消息后，就积极建议县里派人到四川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并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赴四川考察学习办沼气的工作。回到大队后，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公社为了把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经验推开，组织各大队的石匠到梁家河大队举办沼气学习班，学习后回到各自的大队建沼气池，因此在全公社也出现了大办沼气的热潮。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上、地区和省上，陕西省科技局于1975年7月下旬，在延川县召开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议，到梁家河大队参观沼气，习近平个人也被评选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
公社在整顿大队领导班子的同时，也着手对公社领导班子进行充实调整。首先，在公社干部和蹲点干部中先后选拔了年轻有为、成绩显著的三名同志报上级批准任公社副职领导。再拟选拔一两名年轻有为、在生产第一线有突出成绩的大队书记充实到公社领导班子中，当时公社看中选拔的第一人选就是习近平。准备呈报上级批准后，任公社副书记一职。就在这个时候，1975年秋，县上给文安驿公社分配了两名上大学的推荐名额。当时公社有几十名知青，有些知青当着公社干部提出要求把自己推荐上去。公社经过对比分析，认为习近平有理论、有能力，成绩显著，贡献大，决定优先推荐他上大学，并上报县教育部门。公社还派干部到县上协助习近平填报志愿书。1975年9月16日延川县招生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推荐北京知青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读书。这样，我们这届公社党委完成了习近平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三件事。
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插队期间，是一名普通知青，他能够入党是因为他符合党员标准，表现好，具备入党条件；他当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能力强；公社推荐他上大学是因为他贡献大。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给予特殊的关照。我们只是履行了基层党委、政府应尽的职责。
——白光兴《“入党、提干、上大学都是近平奋斗的结果”》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个小山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这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出来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负，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兴盛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怀。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六）赤子情深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近平看我平时穿得破烂，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欢，平时常穿。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他对我说：“你把这个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到了师范学校，同学们都啧啧称赞：“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近平还送给我30斤粮票，让我出门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30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80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80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80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他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70年代的80元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90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书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吕侯生《“近平给我治腿病”》
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别会上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19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作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40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5分6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得不行，经常为灵娃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根据我们的朋友武晖（也是武玉华的侄子）跟我转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玉华已经去世了，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近平知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钱。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分钱一包，9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近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他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1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近平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脱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近平这样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近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近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又谈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都对得上。”听到近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了一句：“近平，他不会骗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近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肃然起敬。近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6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即武刚文）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画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高小梅《“近平教我写名字”》
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1斤2两粮票和3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3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聂瑞兰《“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既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儿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赵福有《“可把近平急坏了”》
1975年，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陕北方言，流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10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每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3毛、我5毛地凑了5块5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40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望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40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40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